转帖 宋元明清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流风回雪

　　编者按：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如今商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纸币的流通，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本文让我们重新回到宋元明清时代，寻找存于史书中有关纸币的产生、发展，以及通货膨胀与纸币发行和国家财政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以纸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经常产生的问题，无论是在封建社会经济体系中，还是在现代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体制中都会出现。因此，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研究，重要的不是讨论通货膨胀是否可以避免，而是在于如何结合通货膨胀产生时的特定社会经济活动背景，找出导致通货膨胀产生的纸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社会生产、交换与消费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保持基本匹配，从根本上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或者说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范围之内，避免通货膨胀演变成为间接剥夺社会公众财富的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以史为鉴，以纸币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脉络，从历史的维度探究中国宋元明清时代通货膨胀现象，找出通货膨胀与纸币发行和国家财政之间的关联，为分析今天的通货膨胀现象确立一个历史参照系，以裨益于今天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本质和本性的分析认识。

　　宋朝的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北宋时期

　　北宋的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开始正式发行官方交子。北宋最初对于交子的发行确立了一系列的规则。交子采取分界发行的办法，每界到期时，用新发行的交子替换旧发行的交子。每界交子发行以1256340缗为限，并以铁钱作为钞本。

　　但是，这些规范交子发行，稳定交子发行量的规则并没有能够维持太长时间。首先是交子分界发行规则被破坏，交子开始新旧两界并行，发行量倍增。神宗熙宁年间，交子第二十二界即将到期，由于已经安排了诸多财政支出事项，以新交子回收旧交子会导致财政困难，宋朝官方于是增造第二十五界交子125万。从此，便有了交子两界并行。

　　其次是交子每界的发行定额屡屡被突破，交子发行数量不断增加。宋仁宗天圣年间确定每界交子发行以125万余缗为限。但据《宋史》的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每界交子增发的数量少的有几十万缗，多的已达数百万缗，远远超出了天圣年间确立的发行限额。由于缺乏发行额度的控制，最后交子的发行量居然变成没有一定之数。宋徽宗崇、观年间更甚，崇宁元年在每届定额之外增造200万缗，崇宁二年增造1143万缗，崇宁四年增造570万缗，大观元年增造554万缗。由于交子发行量太多，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之后，居然不肯兑换旧有交子。

　　第三是放弃交子发行需要发钞储备的要求，发行无钞本的交子（钱引）。交子的发行原需备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依惯例每造一界交子（钱引）需准备铁钱36万缗作为钞本。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造钱引已经完全不需要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失去了钞本的制约之后，交子的发行数量急剧增加，较之于天圣年间的发行定额超出了20倍之多。

　　北宋交子发行规则未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宋财政开支浩繁，政府需要仰赖发行交子（钱引）以弥补财政之需。据史料载：北宋外患连连，边事不断，由于军事形势严峻导致军费等财政开支十分浩大。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北宋政府遂采取了增发纸币的做法。如前所述，宋神宗时期交子并界发行是因为财政已预支交子发行所得。至于宋哲宗绍圣年间大幅增造交子，则是为了陕西边境招募军队和购买军粮。宋徽宗大观年间滥印钱引，也是要为湟、廓、西宁等西部边境的军事行动筹措军费。

　　由于交子（钱引）发行量的不断扩大，交子（钱引）的购买力自然不断下降。这一方面直接反映在纸币与金属货币的比值上，钱引一缗原本应相当于1000个铁钱，大观年间滥发钱引的结果就是最后“引一缗当钱十数”，即钱引一缗实际上只能相当于十几个铁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新旧交子的兑换比例上。大观年间，四川新旧交子到了兑换之时，新交子与旧交子的兑换比例是一比四，这等于直接宣布旧交子贬值四分之三。

　　南宋时期

　　南宋由于大幅国土沦丧，铜、锡等铸钱所需金属短缺，而商品经济又十分发达，货币需求量大，因此纸币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南宋的货币发行规则承袭自北宋，但与北宋一样，南宋同样无法遵循本朝的货币发行规则，最终也走上了增印纸币的道路。

　　南宋的纸币有多种，不同地区有不同纸币。以通行于大部分地区的“会子”为例，南宋一朝会子的发行量不断膨胀。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确定每界会子的发行限度为1000万贯。这已经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所定的交子发行限额的八倍。然而到了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又将发行限额进一步提高到了3000万贯。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政府发动北伐，又以大量发行纸币来充做军费，会子的发行额急剧增加，发行量达到了14000余万贯。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界会子除已收换外，尚有1360万余贯流通在外，十二界、十三界会子除烧毁外尚有10200余万贯。宋理宗绍定年间，山东战事再起，会子发行量达到2.9亿余贯。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两界会子的数额已经达到3.29亿余贯。

　　再看通行于四川地区的钱引。由于北宋宋徽宗大观年间钱引增印无数，导致钱引大为贬值。北宋不得不于大观三年重申钱引印数以天圣年间的限额金额为准，从而逐步恢复钱引的币值。南宋之初，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四川守将靳博文以军需不继为名，自行增印钱引62万缗。建炎三年（1129年），四川守将张浚增印100万缗。其后四川的军事主帅也相继自行增印钱引。虽然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曾下诏四川不得泛印钱引。但是由于边备空虚，四川钱引泛印如故。绍兴十年（1140年），因为军费短缺，朝廷下令增印500万缗。绍兴十三年（1143年）增印400万缗。绍兴三十年（1160年），烽火再起，钱引增印170万缗。第二年又增印100万缗。至绍兴末，四川钱引累积已达4147万余贯，而所贮铁钱仅及70万贯。

　　从南宋会子和钱引发行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出，南宋增发纸币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财政支出刚性需求，特别是军费开支巨靡。对此，南宋时人已是洞若观火，宋高宗时的大臣李迨就指出，“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绍兴四年，添印576万道。五年，添印200万道。绍兴六年，添印600万道。”宋宁宗时的大臣王迈也明确指出“国贫楮多，弊始于兵”。

　　纸币发行量的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纸币贬值。会子币值在乾道四年（1168年）一贯还能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为75文，已跌至不足十分之一。嘉定二年，宋朝兑换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的时候，更是强行按新旧会子一比二的比例进行兑换。民间形容纸币之轻，称之为“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在此情况下，会子在日常生活与交易中逐渐不被认可。所谓“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嘉熙三年（1259年）大臣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

　　通观两宋的纸币发行，可用“自坏钞法”四个字来加以形容。宋代的交子（钱引）发行，貌似很有章法，既有发行限额，又有发行界别，还有金属货币作为发钞储备。然而由于军费等财政开支庞大（宋代财政中，军费之用在平时即要占到一半以上，而到了战争年代就高达十之七八甚至更多），两宋政府最终都放弃了自己设定的发钞规则，采取了滥发纸币此一下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元朝的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元代货币计有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银钞、至正钞四种。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是元朝主要的通行货币。

　　有赖于《元史》的记载，后人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大部分年份的印钞数目。从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元朝货币发行数量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元初十余年，元中期和元末十余年都出现了急剧攀升的情况。至元十三年，元入主中原，中统钞的发行数量开始突破百万。此后几年，中统钞的发行量一直在100万左右。但到了至元二十二年，也就是中统钞成为全国货币不到十年，中统钞的年发行量就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之多。至元二十三年的发行量略超二十二年。到了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钞。至元钞当年的发行量虽然只有100万左右，但由于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是一比五，实际上货币发行量已经又翻了一番还多。至元二十六年，至元钞发行量甚至高达178万有余，差一点又翻了一番。

　　此后几年至元钞发行量下降并保持了十年左右的稳定期，每年发行额大体在50万左右，期间大德三年至元钞发行量摸高接近百万。到了大德六年，至元钞发行量首次突破200万大关。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钞，虽然发行量只有145万有余，但由于至大银钞与至元钞的比例为一比五，因此换算做至元钞的发行量已超过700万之巨，接近于至元年间至元钞最高年发行量的四倍，若按中统钞计算的话，则已经是中统钞最初年发行量的数十倍。其后至大银钞被废，但从至大四年到至正元年共有二十五年发钞数量有历史记载，期间至元钞发行量在100万以上的有十一年，并有四年在200万以上。

　　元末顺帝至正年间的印钞数目尚不完全清楚，但从已有信息看，至元钞发行数量基本上都在百万左右。从至正十年起开始发行至正钞。至正十二年、十三年的至正钞的发行数量都在190万以上，由于至正钞与至元钞为一比二的比例，当年的货币发行量按至元钞计算接近400万。至正十三年以后的发钞数量根据史书的记载，则是“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可见其发行量之大。

　　正因为货币发行量失控，元朝政府不得不屡屡整顿“钞法”，实行币制改革。元朝只有九十余年，却曾三度改革币制。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中统钞，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由于“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于是进行币制改革，发行至元钞。元武宗至大年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元顺帝至正十年，又以“钞法偏虚”为名，改革币制发行至正钞。每一次币制改革，都是新币币值远高于旧币。至元钞的币值五倍于中统钞，至大银钞又五倍于至元钞，至正钞两倍于至元钞。因此每一次发行新币，事实上都等于承认旧币的大幅贬值和物价飞涨。

　　元朝政府大肆滥印纸币并非是因为经济生活所需而是由于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元初世祖至元年间，连年征伐。除了征讨南宋之外，元初还大举征讨日本。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三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建造海船，整军备战。远征日本虽徒劳无功，但却需要元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来筹措庞大的军费。

　　元成宗时期，大德二年，丞相完泽就对成宗说，元政府的年收入计有“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但财政仍是入不敷出，需要借用至元钞20万锭。也就是说需要采取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财政赤字。元成宗大德三年，中书省又奏明，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浩大，而财政收入居然不足支出的一半，剩余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增发货币。中书省虽然自知这会导致币制动荡，但是在沉重财政支出压力之下，似并无其他良方。大德六七年间，由于云南战事，至元钞的发行量一下子达到了200万之巨。大德年间被史书称为元朝大治的时候，因当时政府尚知道节制用费而得以留下美名。然而，所谓的大治年代尚且如此，其他年景的情况可想而知。

　　元武宗时，至大元年中书省又奏明，由于皇帝犒赏无数，支出繁多，乃至财政空虚，因此虽然知道依靠增发货币会自坏钞法，但仍然需请增发货币数百万锭，以敷急需。元宁宗至顺二年，大臣陈思谦指出，元政府至顺年间的财政支出较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前，已经增加数十倍，至顺年间的财政经费缺口高达239万余锭。到了元末，义军群起，军储供给急剧膨胀，加上皇帝赏赐犒劳开支无度，自然更是需要依靠增发货币来填补财政窟窿。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元政府忙于到处镇压人民起义，军费开支紧张，元顺帝直接要求户部在至正十六年印造至正钞600万锭供给军需。至正十七年，中书省以陕西军事吃紧，军费开支紧迫，而陕西离大都路途遥远，因此便在当地设立机构直接印钞，以助军需。

　　纸币发行量激升的后果自然就是币值大贬，物价飞涨。元顺帝至正十年改革币制的诏书中就不得不承认“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至正币制改革之后，物价腾跃，上涨幅度超过十倍。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大都，钞十锭竟然买不到一斗粟。在各地，人们又回到了物物交换的原始阶段，政府所发行的钞票已然失去了交易中介的功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概而言之，元代的发钞史可以说是一部“权宜嬗变”的历史。元代只有短短九十年历史，却三度变动币制。每一次变动币制都是因为旧币发行量过多，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于是试图通过改革币制减少名义上的货币发行量，但是单纯改革币制而不及其他显然管不住货币发行的笼头，随之而来的就是下一轮货币过量发行。由此，元代也就陷入通胀和币制改革的循环之中。究其根底，在于缺乏规范的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发行完全服从于政府财政的需求，演变成为应付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事已至此，就注定只能走上通胀的不归路。

　明朝的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明朝初年在货币制度上实行纸币制度，禁止使用金银，只许向政府换纸钞。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设立宝钞提举司。翌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虽然关于大明宝钞的发行数量缺乏相关的记载，但透过对大明宝钞币值的考察，也就可以相应地加以推断。

　　以宝钞与铜钱的比值看，洪武八年（1375年）钞1贯值钱1000文，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值160文左右，洪武三十年（1397年）只值71文，到永乐中期只值得十几文，宣德年间值钱10文；正统年间已是10文以下。景泰、成化年间或为2文，或为4文。到了弘治元年（1488年）值钱1文，宝钞已经贬值为原值的千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仅值钱0.1文，贬值为原值的万分之一。

　　宝钞通胀如此，贬值如斯，其发行量之大可想而知。由是，人们对宝钞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实际上弘治以后，官方和民间大都使用银两和铜钱，不再用宝钞了。大明宝钞已名存实亡。

　　明代的纸币通胀在洪武、永乐年间最为明显，币值从1000文一路下降到10来文，原因就在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军事、营建等财政开支十分浩繁，政府需要依靠印发纸币来维系财政开支。根据《明史》的记载，洪武年间军事行动经年不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洪武初年西征敦煌、北征沙漠，洪武十年征吐蕃，十一年讨西番，十四年伐北元，同年至十六年征云南，二十年征纳哈出，同年北伐沙漠，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大举出兵塞外。至于盗贼起事、部族反叛、倭寇袭扰等相对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从洪武八年到三十一年基本上无年无战。永乐年间，明成祖一方面继续征讨北元，亲自督师五次北征漠北，另一方面迁都北京，大兴土木，营建新都城所需巨靡。到了正统年间，又有土木堡之变，钞价更是一落千丈。最终到了弘治年间，虽有大明宝钞1贯却已不值铜钱1文。

　　明朝大明宝钞发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没有发行准则。大明宝钞的发行与宋代交子、会子，元代的中统钞等纸币不一样，大明宝钞既不设定发行限额，也无任何准备金之说。相反，明太祖以为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行宝钞，解决财政之困，因此不是控制宝钞发行量，维持宝钞的购买力，而是粗暴地禁止民间使用金银等金属货币，甚至以追究刑事责任来威胁。可惜，历史证明缺乏发行规则约束而单纯依靠政治权力支撑的货币是不能长久的。弘治之后，宝钞事实上已经被废弃，白银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可悲的是，帝国末期崇祯帝对此仍一无所知，误以为可以依靠权力推行货币补救财政之困。崇祯末年，有大臣提出印制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崇祯帝深以为然，立即设立了印钞机构，日夜督造，无奈民间却无人响应。大臣蒋德璟即指出，“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清朝的纸币通胀与财政

　　清朝入关之初曾在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短暂地发行过纸币，但随着清廷逐步镇压了各地抗清力量，大规模军事行动大致停止，很快就停止了纸币发行。清朝吸取前代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教训，在以后的近200年中坚持不发行纸币。

　　清廷第二次发行纸币是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军费激增，军饷就要耗费2000多万两，而国库枯竭。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军事形势严峻。咸丰帝上谕军机大臣时明确指出“军兴三载，糜饷已致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存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七万七千余两，七月应发兵饷尚多不敷出……”。为了筹措资金，经过商议，最后清廷决定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纸币。

　　咸丰三年二月，官票发行100万两，宝钞100万串。四年七月，宝钞增至600万串。咸丰年间共计发行了27113038串，增加了20倍。官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咸丰三年到咸丰十一年共计发行了9781200两，增加了将近10倍。

　　官票、宝钞发行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当局只顾发行，不管回收，币值自然不断下降。按官制，银票1两相当于制钱2000，宝钞2000相当于银1两。但在北京，咸丰四年四月，宝钞1000就只能兑得制钱700～800文。官票1两只能值制钱800～900文，而钞1000就只能值制钱400～500文。在河南，咸丰五年，宝钞1000只值制钱400文。在山东济宁，宝钞在咸丰六年（1856年）开始推行时，每1000尚可以兑换制钱600～700文，次年就只剩下200文，第三年已然变成废纸一张。

　　清代本来以金属货币作为主要货币，咸丰年间发行纸币的动因完全是为了挽救财政。因此，清代纸币发行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邪路。与明朝一样，清帝国的统治者也以为凭借政治权力就可以发行纸币。为了推行官票与宝钞，咸丰帝曾三番五次地下诏斥责不肯接纳票钞的官员，认为是不肖官员未能全力执行政策导致票钞未能全面流通，因此要求各省务必推行票钞，并设定具体的工作时限和要求，同时表示要严惩阳奉阴违的官员。

　　但是，货币自有其运行规律，即使是皇权也奈何不得。完全出于填补财政窟窿发行纸币最终必然导致通胀。票、钞大幅贬值的戏剧性效果就是，官府在征纳税收之时，居然都不肯接受自己发行的纸币。甚至于河道官员申请朝廷下拨经费之时，也不得不要求少拨钞票而多拨实银。到了咸丰十年，当初支持发行官票的惠亲王绵愉也上奏，痛陈官票、宝钞的弊端。清廷不得不正式停止发行官票与宝钞。

　　结论

　　抚史沉思，宋元明清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揭示出了我国古代通货膨胀形成和发展的两个规律：一是在国家控制纸币发行的制度安排下，只要当局开支浩繁、财力紧张，就难免无视或者破坏既定的货币发行规则，饮鸩止渴、滥发纸币；二是滥发纸币产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或可解一时之渴，暂时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其对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危害，最终反而会使政府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并从根本上使人们对纸币本位货币体系产生怀疑和摒弃。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尽管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已经不可与宋元明清时代同日而语，货币供给受到经济发展、市场需求、流动性构成和货币自身流通速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毋庸置疑货币发行与财政之间仍有着紧密关系，这不仅因为公共部门的开支在现代经济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还因为货币发行权仍操之于政府之手，当政府财力窘迫，或有其他强烈政治意愿之时，仍有十足动力动用货币发行权以解燃眉之需，转嫁公共治理成本。就此而言，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三点启迪：一是政府为了短期需要通过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获得财政资源，恶性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无论存在着多少种解释，恶性通货膨胀的本质仍然离不开滥发货币；二是通过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为政府财政和支出带来的短期好处，要远远小于社会解决通货膨胀需要支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要远远小于政府自身未来需要支出的纠错成本，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不经济策略；三是避免滥发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在于建立规范而稳定的货币发行机制，通过法制强化货币发行和供给约束，使政府自身无法或无力打破既定的货币发行规则，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的短期行为和财政冲动，切断包括财政在内的各类利益力量对货币发行的不当干扰，防止货币发行沦为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最终酿成流动性泛滥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法规部主任）

来源：银行家  作者：黄 毅